老话常说人至老年半截身子入土来说明死期将近，这句话用来形容农民也再合适不过了：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不能随着土地资源的流转而流动，他们一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终生只得死磕在一亩三分地上做一个土地艺术家，也算是“半截身子长在土里”。他们与脚下的这片土地休戚与共不能割舍，阿勇最爱坐在地头听秧苗拔节生长的声音，那是他与土地对话的方式，让他觉得生活动充满了希望。自从搬上楼，自家土地租赁出去后他也总是想办法找块空地侍弄土地种点东西，去寻找“收获”的感觉。
2018年8月30日凌晨五点，桃园镇后韩村大队门口就熙熙攘攘排起了长龙，大家自带马扎和水杯，男女老少七嘴八舌的议论着“这次真的要搬迁了”“咱俩再抽个对门继续当邻居！”“幸好没在继续翻盖俺家堂屋”“装修早了，哪想着这么快真搬来着，之前喊了这么多年一点动静也没有”外出务工的大贵特意在外地赶回来，兴奋的一宿没睡着，在人群中喊道:“来之前还拜了拜呢，可得抽个好楼层”大勇早上出工的早，特意嘱咐妻子早点去抽个靠前的号选楼层。
这一天是后韩村新村改造正式推进，抓阄选房的大日子。2017年农历正月十八,趁着很多外出务工的村民还没有离家,后韩村就召开了关于异地搬迁的全体村民大会,同年农历二月二交了报名定金,农历九月九社区楼开始建设。新农村改造这缕春风吹到了后韩村，原本打算装修的也不装修了，原本打算买新家具的也能凑合一阵子了，毕竟上了楼，都要买新的。
看这即将竣工的社区楼,村支书老刘满脸骄傲,他指着紧邻后韩新址西侧的几排商品楼对村民说,这儿每平方卖到了2700元,咱们在建楼全是一梯两户的多层住宅楼,带电梯,大产权，双证齐全,房子每平方米才1700元！不仅便宜，位置也好呀，靠着镇中心交通便利,孩子上学也方便。“后韩”“后韩”，这次咱们村也赶到头里去过“好日子”了！从那天起，村支书家带礼品上门的人络绎不绝。
新社区就建设在距离原村2公里的地方，抽签结束后每天都有好几户来封顶的毛胚房“视察”自己未来的家，看楼距看采光看户型，想象着“上楼”的好日子。和其他人一样，大勇每次收工回家前都要绕到远路看看自己的房子，抽签抽中的5楼自己的十分满意。混了大半辈子，终于是要住上楼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了，可是绕着楼下转了一圈又一圈，问题又来了上楼以后种地的家伙什怎么办？收割机、拖拉机往哪停呢？阿勇陷入了沉思，不知道上楼以后还要不要继续种地，当了大半辈子农民种了大半辈子地，终究还是舍不得放下这片土地。但是阿勇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想搬上楼，因为他不想拉在别人后面，他想证明给别人看即使从小到大没有父母，通过自己一个人的努力，依然可以把日子过得好，选房时他还挑选了一个面积最大的户型。
当然也不是所有村民都想走。有想走但是有困难的。双腿残疾的阿祥曾经是村里的包工头，打小聪明又活泛，村里人都说以后保准有大出息。22岁那年阿祥在工地出了意外导致双腿截肢，后来就和母亲相依为命开了一家小卖部，母亲骑着电动三轮车出去批发货物，他就在家招呼来小卖部的人，熟人买啥自己直接拿，陌生人他就拄着拐慢吞吞去帮顾客拿。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转眼母亲也八十岁了，两个人还是这样搭伙着过，谁都不敢想明天的日子怎么样。这要是搬上楼大家都走了，小卖部自然也就没人光顾了，可要是上楼呢小卖部开在哪？上下楼怎么办？后来商量着申请政府优惠买下了一间地下室和车库，前边开小卖部，后边就用来饮食起居。地方虽然小，通水通电收拾完也算是有个家的样子。也有几家住户态度坚决，就是不想走也拿不出一分钱，后街的阿邱儿子刚刚结婚买完房，他们老两口觉得儿子又不在家里住，他俩就没必要往楼上搬了，退一步说也拿不出这个搬迁的钱了。村里领导多次动员无果，像阿邱一样留下的村民们就成了这片土地的“钉子户”。周围是推平的楼房垫成的天地，下雨天满地泥泞，平时吃水需要自己去井边拉水，反倒是将生活倒退回了原始的状态。
2019年3月开春是拆迁的日子，后街小兴家的房子第一个被推倒，推土机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前进，砖瓦伴着水泥伴着时光的故事轰然倒塌，安全警戒线外部里一圈外一圈围着满满的人。大家长吁短叹，用手机记录着和自家房子最后的合影。3个月后就到了阿勇家，即使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他还是非常不舍，他像往常一样把院子和门前用扫把扫的干干净净，然后用初代智能手机拍下这座见证他一路奋斗的房子，拍下庭前的小院和菜地，随着一声令下，推土机慢慢前进施工，阿勇把头扭了回去不忍再看。看着破碎的瓦砾和断壁残垣，阿勇的视角看着手机里低像素的房子逐渐模糊了......
阿勇今年46岁，没有兄弟姐妹，父亲是本村最有才华的老师，母亲则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漂亮。本应该在幸福的家庭长大的阿勇却没能享受童年的快乐。在阿勇两岁半那年母亲父亲相继去世，他便和瘸了腿的爷爷和后娶的接生婆奶奶相依为命。继承爸爸的文学才华，阿勇最喜欢语文和科学，他喜欢感受文学的魅力、观察大自然和世界，他也喜欢上学，但是温饱都成问题，还要出工挣工分，爷爷奶奶哪里有钱供他上学呢？在邻居小伙伴阿军的招呼下，他便退学加入了赶集贩鸡的大军，初入贩卖市场年龄小总被人骗分文不正，后来也学会了偷秤少两。他卖过雪糕、卖过鸡、下过工地、刷过盘子也开过车，只要能挣钱不违法，什么工作他都干。
1990年那年，远在东北葫芦岛的大姑让他去东北工厂找工作，大姑远嫁东北后再也没有机会回过家，阿勇带着凑起来的32块钱和一个写有地址的信封踏上了寻亲之旅，这是他第一次出家门，从山东坐到到葫芦岛的8个小时，只有单程车票的他没想过找不到大姑应该去哪？找不到去哪弄钱回家？他只是带着少年的憧憬就这样单纯的来了。在东北的日子让阿勇感到由衷的快乐，白天和朋友一起在工厂，晚上回家大姑已经做好了晚饭。淡季就来东北上班，秋收季节就回家农忙。再艰难的日子阿勇觉得都看到了奔头。姑姑想让阿勇留在东北继续工作，爷爷勃然大怒，让阿勇回信到“阿勇不回来，家里的地谁来种？家里吃什么喝什么？农民不种地还能干什么？他不回来谁给我俩养老送终！”就这样阿勇又重新回到这片土地，和这个乡村捆绑在一起。从12岁起，他就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爷爷奶奶在他的世界是唯一的亲人，每天推门回来能吃上一口热饭，他就觉得这个家还在。奶奶身体不好，担心他们老两口两手一撇，就留阿勇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在这世上，一穷二白找不到个对象，便下定决心买下旁边的小土屋。1995年花三千块钱买房子对这个家庭来说就是一比巨款，只能写信给姑姑们借钱，大姑寄回来500，二姑寄回来一千，奶奶去娘家踏破了门槛才借够了剩下的钱，终于为阿勇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出去借钱张开嘴就没闭上过，那个年代一个小孩两个有病的老人，还不起怎么办？谁敢借给呢？没几个月爷爷奶奶也相继去世了，走之前为阿勇寻了一门好亲事，就安详地走了。
他终于有家了，推开家门不再是自己一个人了。结婚后他们继续种地，因为阿勇记得爷爷说，农民就要本本分分种地。除了种地阿勇也接过岳父的老本行——送货，两口子勤劳能干，把日子过的红红火火，存够五万块钱翻新小土屋盖了水泥房子，连墙皮都没舍得抹，总觉得等孩子大了不在墙上乱花了再抹墙皮，这一等就是18年，墙皮还没来得及抹，就要上楼了。“上”是村里人形容去好的地方专用的词，“上城里”“上楼”，在他们心里，住上楼房好像就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就成为城里人了，谁都不知道后边的“好日子”是什么样的。
阿勇舍不得离开这个村庄这片土地。虽然这里下雨天屋顶总是漏雨，他要爬上屋顶盖雨布，晴天在暴晒的阳光下刷防水涂料；虽然夏季暴雨后，村里的小路总是泥泞难走，离家50米的垃圾大坑总是向上返水，垃圾坑旁边的小路上被吹的到处都是垃圾，马铃薯生产旺季散发腐烂恶臭味，凌晨三点去上班时车陷在泥里束手无策；虽然每次农忙季都是和送货无缝衔接连轴转，浇地、除草割麦子、收玉米，夏天中午最毒的时候背着喷雾器里将近40近的水一趟趟在田间地头喷除草剂，肩膀上勒出深深的紫痕，手臂小腿和脸颊都是田间农作时留下的“勋章”；虽然喜爱干净的他总是觉得家里怎么都收拾不完，讨厌南院里养的鸡跑到院子里拉鸡屎，讨厌每两个月都要出一次家里的粪坑，讨厌家门口种的南瓜成熟后总是被人顺走。早出晚归的作息让他格外孤单，他最喜欢午后拿出K歌设备，投入全部感情用五音不全的音调唱张国荣的歌。他舍不得整个南院，这里都是他从小到大熟悉的人。
搬家这天阿勇早早起来放了一挂鞭炮，看望了小院里种的核桃树、石榴树、小菜园和小狗贝贝死后埋葬的地方，然后和推倒的房子好好告别并捡起地上的一小块砖石带来了新社区，迎接新来的“好日子”，谁都没想到“进了城”却“变味”了，“好日子”还的找。
阿勇说搬迁上楼直接改变了村民的工作方式。之前在旧村，大部分村民都已务农为生，自家农田都在村庄附近，农用拖拉机，小型器械方便停放在自家院子里或者门口的空地上，阿勇经常在地头嚼着麦粒和临地的叔叔一边干活一边聊天。搬迁以后，由于聚集到镇上的中心村旁边，去自家田地要穿过大公路口还要走几里地才能到。存放农用机械现在只能购买车库或者租赁集体的厂房放置，电梯更是三天两头因为卡住沙石出现故障。阿勇说越来越多的居民将田地（每亩地每年600元不等）租赁给村集体或者承包大户，自己则在镇上继续到处找工而成为打工游民，年龄再长一些的，就跟随孩子去到城里看孙辈，再回来时，早已比同龄人年轻许多，大家都说，城里就是养人，脸也白了，皮肤也好了。
搬来新社区生活成本可是不断增加。从前庭院和家门口的小花园里亲手种下的瓜果蔬菜就能当作全家餐桌的一日三餐，路上随手捡来的柴禾就足够烧开一壶水拿来招待串门的邻居，关上门在自家小院里怡然自乐。搬来新楼以后，水费电费燃气费直线上升，以阿勇自家水费为例，两个女儿平时上学不在家，就夫妻两人就比在旧村时费用高出三倍多，很多人为了节约用水，就用洗衣服洗菜的水冲厕所，由于人工冲洗的泵力不够，总是在房间里残留一股臭味和油腻，马桶也格外容易脏，而其他社区物业费、集体供暖费（常在微信群诟病气温低）燃气费等又是一笔大开支。与此同时，乡镇工资水平和家庭收入却没有任何提升，生活压力的增大让人们不得不更加努力工作。村里的闲人越来越少，只要还有劳动能力都忙着打工找工作，早出晚归，房门一锁就是一天。人们之间的情感维系越来越弱，除了大年初一拜年，再也没有人像之前一样串门聊天了，人情味自然也就淡了。串门聊天烧水要费电，上厕所废水，地板踩脏了还要重新打扫卫生。索性大家心照不宣地都不串门了，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
而阿勇更没想到搬来新社区过“好日子”还带来了新冲突。阿勇说到小伙伴阿庆时感叹说，之前在旧村平房里，家家冬天都会生上热乎乎的炉子，把炭火烧的又旺又足，既做饭又保暖，不管屋子几间也不过是暖气多打通一间房子。如果一对老年夫妻有多个儿子在身边居住，一般会采取每家每年轮流居住的赡养方式，如果兄弟妯娌之间相处和谐，过年期间一大家人还会聚在一起过年。而搬上楼房过“好”日子之后，好多家里却容不下老年人了，那些不受待见的老人们只得冬天住在没有暖气的车库或者储藏室里（儿子专门租来给家里老人住），好一点的住在租赁的离家远处的旧房子里。不光是老人，可爱的小孩们也开始不受待见了。阿勇的对门阿辰家有三个孩子，老大上初中，老二六岁，老三才三岁，之前在老家村里孩子在自家小院里，跑跳吵闹释放天性，很少会有顾忌，来到楼上以后，孩子怎么也管不住了，自己追来跑去，有时候小女儿还趁大人不在家穿着高跟鞋“咔咔”地走来走去。阿辰楼下那家封闭期间在家里学习的学生和上夜班补觉的村民急得转来转去，两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有一次两房矛盾激发破口大骂还惹得警察上门，最后只得以双方不悦收场。还有一次阿勇所在的6号单元楼还发生了一件很诡异的事。5楼大华家有两个女儿，小女儿睡觉前把姐姐卧室的门不小心锁上了，大女儿半夜醒来上厕所却打不开门，把大华夫妻俩叫起来却怎么也找不到钥匙开门，最后找来了一把锤头把卧室门的锁锤烂了，锤锁的声音惊醒了整栋单元楼睡觉的人们，以为发生了入室行凶的事，吓的不行，最后大华大女儿也没等到门锁锤开，最后在房间里找了个塑料袋上了厕所，第二天整个小区都知道了这件荒唐事。收窄的私人空间和巨差的隔音效果引发了新的群体矛盾却降低了“家丑不可外扬”的村民们家庭吵架的频率。谁家妈妈在凶孩子写作业，谁家夫妻拌嘴，谁家婆媳呛呛，谁家孩子叛逆，您往楼下一站，保准听个清清楚楚。
自从搬上新社区，阿勇凌晨三点上班的闹钟音量更小了，钥匙转动锁孔的声音更小了，关门时也蹑手蹑脚。
社区搬迁也改变了村民关系。搬迁后邻居亲友都全部分开而后重新组合，之前阿勇的发小阿庆家的三兄弟房子都紧靠着，院里一站三家就能说话，日常更是经常凑在一起吃饭。搬迁上楼后，三家全拆开了，三兄弟抽到三栋楼，每个家庭仿佛成为了一个新的更私人更隐秘的空间。除了同社区居民，阿勇说不同社区之间如果没有需要和事务往来也很少进行交流，楼中的每个格子把每个家庭都独立分割出来。而在旧村那些周围房屋已经被推成平地，留在老家自己拉水喝的村民（一些老年人视作劳民伤财的举措，更愿意把钱储蓄养老备用也不愿意加钱换楼房）逐渐被淡出这个村庄村民的交流对象。
后现代社会的中国乡村发展正马不停蹄地朝着城镇化进程前进，社会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农村也在被洪流推着不断前进去融入“城市化的生活”。转眼间，从后韩村搬来新社区已经过了5年，5年里很多小孩长大，很多学生走进了大学，很多像阿勇一样的中年人外出打工，好像土地上结出的那些人儿都流出了乡村，离开了这片土地。51岁的小军最大的梦想就是二女儿上班赚钱后，他就可以不用吊着脑袋开大车了；50岁的阿庆最大的愿望是儿子工作稳定后自己可以结束非洲务工合同，回国和家人团聚找份新工作补贴家用；45岁的阿祥愿望是80岁的老母亲身体康健，两个人相依为命一直走下去，母亲去世后自己就拿着攒的钱去养老院；42岁的阿辰最大的愿望是儿子顺利大学毕业，两个女儿健康长大。37岁的大华最大的愿望是地里的收成每年都大丰收，平平淡淡过好每一天。那些真实可感的人在流动，而这片土地上农民的愿望却依然朴素。
从桃园镇后韩村到桃园镇桃源逸居，好像有些东西变了，好像又没变。52岁的阿勇说不出来什么感受，他相信“好日子”离自己越来越近了，他能做的就是把新楼房每天打扫的干干净净，想念土地的时候再回村里在土地前驻足回忆。那片土地埋葬着阿勇的亲人纪录着他的成长与奋斗，这一生与土地的爱恨离别都随风飘逝了。
他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家庭和睦平平淡淡，从孤苦伶仃一穷二白到搬上楼女儿保研读研究生，夫妻二人勤勤恳恳工作生活，等到女儿成家立业他们就去南方小桥流水的地方去逛逛，突然觉得这辈子也还算不错。
凌晨三点机动车发动的声音照常在楼下响起，阿勇开始了距离“好日子”更近的新一天。
